拍品说明：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篆书款 这件笔筒做工一流，洵为雍正年间（1723-35年）的御窑精品。雍正帝的御用工艺品素以品味高雅、做工精湛见称。作为艺术赞助者，他的要求甚为严苛，无论身为亲王之时，或是在位的短短十多年里，他谕令制作之器物，无不体现了他超卓的审美水平，故深得藏家青睐。是次拍卖的笔筒，正是技术突飞猛进、艺术灵感遄飞和皇家大力赞助的成果。 清朝历代皇帝之中，雍正书法堪称第一。故此，他素来偏爱与书法有关的文房用具（如笔筒和砚）。即位之后，雍正曾命人绘制一幅肖像，他在画中闲坐读书，其右侧有一仿古琮式笔筒，图见E.S. Rawski及J. Rawson合编的《盛世华章》展览图录页246编号165。另一幅肖像为《胤禛行乐图?书斋写经》，这次他端坐握笔，桌上铺纸，右侧置一插放毛笔和字画的竹笔筒，图见台北国立故宫出版的《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页116-117编号I-57。据史料记载，皇子胤禛若非与父王出行，大部份时间皆潜心学习或装饰其宫邸。宫中造办处的能工巧匠常受命为其住处制作用器；即位之后，他的要求更为严格，甚至规定内廷只准使用造办处的制品。他醉心艺术且事必躬亲，并多方鼓励宫廷绘画及装饰艺术。但他最为关注的始终是御瓷制作。著名的中国艺术史学家杨伯达先生对雍正年窑（1728-35年）瓷器评价如下：「年窑瓷质莹洁如玉、彩绘华茂似锦，形成了典雅纤秀的『内廷恭造样式』的清宫风格。论者谓：『年窑称第一』。」雍正皇帝跟其父康熙一样，均对珐琅彩情有独钟，往往亲自过问其制作细节，内务府活计档就此多有记载。他更委派才识过人的弟弟胤祥 （1686-1730年）主理造办处。雍正六年（1728年），清档曾点算当时可用的珐琅彩数目，并建议「每样烧三百斤[约四百磅]）用」。该笔记录还提到，「闻得西洋人說烧珐琅调色用多尔那门油。尔著人到武英殿露房去查」。据载，当时的珐琅彩皆由京城造办处包办，再交由景德镇督陶官「年希尧烧瓷器用」。 康雍二朝，造办处配制出一系列新的釉料和珐琅彩，所以绘瓷师创作新的图案时，可供应用的色彩亦大为增加。新的设计有时候会结合若干元素，巧用瓷器来模仿别的材质。仿制其他材质的瓷器虽以乾隆器物居多，但其中又以一小批雍正传世品的工艺尤为精湛，它们泰半是仿木之作，是次拍卖的笔筒便是一例。 有两种橘红色最适于模仿木材，而两者俱用氧化铁调制而成。中国制瓷史上，矾红珐琅彩的运用源远流长，但在十八世纪上半叶， 瓷工发现若用硝石替代部份氧化铅 （原用矾红珐琅彩中的助熔剂），所得橘红色最适于模仿漆器和某些木材的纹理。他们还发现了另一种能耐受高温窑烧的橘红色， 此色很可能是用含大量长石的低钙瓷釉配制而成，其氧化铁含量甚低，适于薄施轻涂，可用还原焰窑烧后，再在氧化环境中冷却。 由于有大量色调可供选择，所以画师可恣意渲染浓淡深浅的褐色和橘红色、深褐色和黑色，以仿制出像本拍品般写实逼真的木纹。 此类雍正仿木纹笔筒的数量极少，大多采内壁仿木，器外饰一上一下两道仿木纹中间饰山水图的形式，视觉效果仿若手卷。此笔筒 的画风与明大家吴门沈周（1427-1509年）的作品有颇多相似之处，参考上海博物馆藏沈周1488年作《水村山坞图卷》（图一），图 见《上海博物馆藏明四家精品选集》编号7（香港：1996）。 至于用丹青妙笔绘制瓷器纹饰，且水准几可媲美纸本或绢本绘画，应始于雍正年间。康熙年间的珐琅黑彩仍差强人意，因呈色黯淡 且极不稳定，必须罩施一层透明的淡绿或茄皮紫彩，以增加其玻璃光泽和稳定性。但雍正时期，珐琅彩作坊终研制出理想并具玻璃 光泽的黑彩，以及合适的褐彩，如此一来，画师即可仿制出惟妙惟肖的水墨画，本拍品就此作了最佳的诠释。可以确定的是，画瓷 师在1732年或之前，已在使用新的珐琅黑彩，因为谢旻当年出版的《江西通志》曾提到墨彩瓷器。在年窑和唐窑御瓷清单中位居四十的正是「墨彩」瓷器。 雍正十年（1732年）四月二十九日，皇上谕令「内大臣海望传旨：画水墨珐琅甚好，将画画人戴恒、汤振基伊二人画珐琅活计，其所进之画持出，再唐岱所进之画亦持出。其余活计俱好，著留下。钦此。[……]画画人戴、汤二人改画珐琅。」（英译参见《清宫中珐琅彩瓷特展》图录页12蔡和璧序言。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92） 但雍正皇帝的兴趣所在，并非仅限于墨彩山水。当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朝廷再有谕旨，这次与青花山水有关：「奉旨：今日所进墨菊花碟，嗣后少画些。青山水茶圆、酒圆俱好，再画些。」（出处同上，页16-17） 雍正若满意制成品，往往不吝赏赐，就此可证诸同年十月二十八日的记录：「珐琅画青山水甚好。」此外，十二月二十八日亦提到：「邹文玉所画珐琅，数次皇上夸好，応遵旨用本造办处库银赏给十两。」（出处同上，页16）雍正的赏赐固然可观，但若工艺水平未如理想或不得其欢心，清档中也提到匠师被罚俸银甚或革职的事例。 山水图虽常见于形制不一的雍正器物，但用之装点文人的笔筒可谓最为恰当，因为水墨画在中国文人的审美体系中，地位仅次于书法。雍正皇帝对山水画亦青睐有加，而珐琅黑彩与墨彩的诞生，终于使具传统水墨意境的山水画，成为了瓷器的装饰元素。至于画瓷者从传统水墨汲取灵感的论述，请见苏玫瑰（R. Scott） 所撰〈Some Influences on the Paintings Styles of Qing Overglaze Enamel Wares〉，全文载于《Imperial Taste：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页115-118 （三藩市：1989）。 就此可言，雍正御瓷中颇多具丹青神韵的上乘之作，而是次拍卖的笔筒诚为最佳写照。 雍正时期，御窑在两位才能超绝的督陶官治下，制瓷水平和技艺均大有进境。其中一位是年希尧，他于1726年离京赴任，管理淮安关税务及景德镇窑务。1728年，内务府员外郎唐英调任景德镇协理窑务，其后正式接任督陶官，直至1756年辞世为止。唐英以制瓷闻名于世，任上治理有方，兼公绘事，在其督导之下，景德镇烧造出了一批中国制瓷史上脍炙人口的绝妙佳瓷。此件笔筒极有可能为唐英任内时为雍正皇帝特别烧造的文房用具，画中空远的意境或曾为身处紫禁城的帝王带来心灵上片刻的歇息。（以上引用苏玫瑰，亚洲艺术部资深学术顾问） 拍品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清雍正仿木纹釉墨彩山水人物图笔筒工艺相类。笔筒施仿花梨木纹釉，为雍正时期最具雅韵的文房瓷品种。内壁施白釉，外壁以仿木纹釉为地，绘通景山水，以墨彩绘山石湖水，苍松翠柏，墨彩写意，与仿木纹釉结合，效果极佳。是难得一见的文房雅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