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随着大批西夏文籍及文物的出土，在西夏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在西夏佛教方面，由于当时西夏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佛教，佛教成为西夏的国教。在大夏境内“浮图梵刹遍满天下”，“近自畿甸，远及荒要，木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缘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憧憧之人，无不瞻礼随喜，无不信也。”因此遗留下的西夏寺院遗址及佛教文物极为丰富，在考古发掘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发现的各类西夏文物中，佛经数量占绝大多数，主要是西夏文。图中所示的《金书西夏文佛经》就是其中一种，它有着特殊的重要价值。

佛教兴盛，西夏佛经的翻译、刊印抄写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佛经需求量的增加和佛教僧侣的印经活动极大推动了西夏造纸和印刷业的进步。 

西夏纸基本上都含有碎布等织物原料，大致分为四种：第一、将亚麻布和棉布的碎织物做成纸桨，制成纸；第二、在亚麻中掺入大麻做成纸桨，制成纸；第三、用碎棉布头做成纸桨，制成纸；第四、用碎棉布头作纸桨，上面再覆上一层毛制纤维，制成纸。西夏纸的主要成分是棉织物，与河西地区出产棉花有一定的关系。在《梁书•西北诸戎传》和吐鲁番文书中都有高昌种植棉花的记载，西夏占领河西后继承了河西种植棉花的传统，棉布已经普遍使用，西夏造纸中含有棉布成分也是很自然的。西夏设“纸工院”，负责纸张的生产和使用。纸工院的级别不算高，在五等司中属最后一等“末等司”，设四名头监管理具体事宜。西夏有纸匠，从事纸张生产。负责书籍雕刻刊印地点主要设在规模较大的寺院里，由寺院完成具体印刷工作。

西夏僧人认为用自己喜爱的方式抄写或刊印佛经都是对佛虔诚的表现，西夏佛经有写本和刊本之分，写本分一般写经和泥金字写经。刊本分为雕版、泥活字和木活字版。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北宋毕升发明的，可惜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实物资料基本上没有保存下来，西夏活字印刷品的出土就显得尤为重要，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印刷史的宝贵材料。

（部分内容节选自崔红芬著《俄藏西夏文佛经用纸与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