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说明：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 描金款
“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初一日钦命章嘉胡土克图看供奉利益番造无量寿佛” 佛龛瓷制，上下莲瓣纹底座，此种形式称为“毗卢帽”（僧帽）。帽外壁雕番莲纹，下檐透雕云蝠纹。内有一小阁，阁四壁中开光，框边雕云龙纹，头戴五叶宝冠的鎏金菩萨双手结说法印端坐其中，身后背板题：“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初一日钦命章嘉胡土克图看供奉利益番造无量寿佛”。此佛龛造型别致，把木雕和铜雕工艺巧妙结合，尽显皇家气派。佛龛在清宫佛堂中占有显要位置，也是官式建筑和宗教建筑造型的缩影，因此每个细节均设计严谨，如屋顶的式样、装饰纹样等，都一一有严格规定，据乾隆造龛档案中记载，乾隆中晚期开始频繁出现“西洋式龛”的记载，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装饰上使用了“西番莲纹”、“西番葡纹”、“西番花草纹”等，营造出浓郁的西洋情调，本件正合其记叙。 清代崇重藏传佛教，作为安抚北方蒙古民族的重要国策，正如北京雍和宫《喇嘛说》碑文所说：“兴黄教，之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不可不保护之”。清代帝王皆崇重藏传佛教，其中以乾隆皇帝的崇重尤为突出，乾隆帝在位期间，礼敬三世章嘉国师、六世班禅，在皇宫和皇家苑囿兴建雨花阁、慧曜楼、宝相楼、梵华楼等多座佛堂，在北京和承德等地大兴寺庙，为藏传佛教所作功德无计。大量史实说明，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的这些崇重不仅旨在加强民族团结、稳定边疆社会，而且还有其笃信、实修和祈福的个人需求。乾隆皇帝自认为是文殊菩萨转世，对藏传佛教崇信有加，作为佛堂供奉佛像的佛龛当然必不可少。乾隆时期，承做供龛的事项主要记录在《活计文件》的“金玉作”、“匣裱作”、“油木作”、“广木作”、“珐琅作”及“如意馆”等档案中，一座制作精美的供龛通常需要由造办处多个部门协作完成。尽管雍正时期档案中已有大量制龛活动的记载，但现存实务并不多见。目前，故宫中珍存的供龛多属乾隆时所作，样式和装饰内容融会满、蒙、汉、藏宗教和生活中众多艺术元素。据乾隆年间档案的记载可知，宫中佛龛制作遵循着传统的审定方式，传世品以模拟官式建筑园林楼阁者为大宗，如宫殿式龛、楼阁式龛、亭式龛和各式塔龛等。本尊佛龛造型规整，做工严谨，法度森严，同类罕见。装饰手法和题材雍容华贵，一派皇家气象，充分显示了皇家艺术的高贵品质和清代雕造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乃乾隆宫廷造办处之精品，为清代帝王礼佛敬佛之重器。